讲  稿

 

2023-2024 学年第 1学期

 

 

 

 

课程名称：    改革开放史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授课学时：    24学时

授课对象：    本科生

任课教师：    刘保国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10


 

 

目  录

 

第1讲  改革开放概述(1)

第2讲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改革开放拉开大幕(10)

第3讲  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史(14)

第4讲  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史(21)

第5讲  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史(29)

第6讲  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史(39)

第7讲  生态环境领域的改革开放史 (43)

第8讲  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53)

第9讲  新时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60)

 

 

 

 

 

 

 

 

 

 

 

 

 

 

 

 

 

 

 

 

 


 

第1讲  改革开放概述

 

《改革开放史》课程属于“四史”类思政课选修课（我校通识教育课程选修课），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双重功能。本课程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讲授40多年来，党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奋斗历程。过本课程教学，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理解和掌握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把自己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一、课程概述

    “四史”教育是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的统称。“四史”内容各有侧重，但整体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史”的主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对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作出部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学习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传承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

    在“四史”学习教育中，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不断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做到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在艰巨斗争面前不退缩。要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改革开放史》课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响应中央号召开设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既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做好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讲，加强高校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既非常重要，又非常迫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加强新时代高校“四史”教育，必须以党的教育方针为基础，以立德树人为中心任务，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改革概述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它在不同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特点。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具有对抗性、不可调和性，常常表现为阶级对抗与阶级斗争。在其社会发展之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还比较适应，但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出现新的生产力之后，生产关系便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当阶级矛盾达到尖锐化程度，历史进程受到严重阻碍，就必须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必然暴发革命，这样历史就前进了。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它贯穿阶级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这个社会是无阶级社会，消灭了剥削，消除了压迫，比以往任何社会都先进得多，能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它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基本矛盾可以通过自身加以克服。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在总体上是相适应的。但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毫无矛盾，事实上，它们之间也有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方面，主要是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着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与方面。比如：在经济上，旧的计划体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使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不高，群众积极性缺乏，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存在；在政治上，我国的领导制度有缺陷，表现为领导干部工作专断，家长制作风严重，缺乏民主，党群关系脱节，透明度差，拉关系走后门不断，人事制度不合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法制不健全，刑事犯罪活动猖獗，社会贪污腐败也成为一大公害；在思想上，计划体制带来思想僵化封闭、观念陈旧、缺乏创造性。如今，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现的享乐风、拜金潮充斥社会，形成了不良社会风气；在教育文化上，教育水平低，教学方式陈旧，知识老化，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国民整体素质较低，文盲半文盲仍存在。这种现象导致我国生产力发展滞后、国力弱、人民生活水平低，形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呢？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的这句话揭示了一条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的经常形式是改革。这就意味着：改革不是只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某段时期和某个方面，而是贯穿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经常形式，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最有效的途径和办法。改革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促使社会主义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向发达阶段迅速迈进。

（二）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标志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之所以会代替资本主义，就在于它能最终造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推进，乃至发展到共产主义，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标准是最根本的标准。我们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来抓。

我们知道，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源泉与动力。落后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是一种束缚，超前的，同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是一种束缚，对这两种情况实行变革，建立起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都具有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此，我们必须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

我国传统体制是对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资本主义包围和处于临战状态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翻版，这种体制在经济领域的特点是：所有制结构单一，实行纯粹的公有制，排斥其它经济成分；在经济结构上，实行产品经济，排斥商品关系；经济运动机制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国家直接管理企业。这种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大项目的建设，在建国初期对经济发展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过分集权、管得太死、效率低下、条块分割、平均主义严重、资源配置不合理、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产品品种少、质量差、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群众积极性不高等弊端，使我国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这种体制在政治方面，与原有经济体制相联系，形成了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表现出官僚主义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等弊端，它们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实践中人们早就觉察到计划体制有缺陷。毛泽东早在50年代中期就从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体制的弊端，提出“以苏为鉴”。后来在探索中走偏方向，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我国政策上出现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左”的错误，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违背了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没有获得成功，却大大破坏了生产力。当过“左”的政策和僵化的体制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时的就必须调整政策和改革体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既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标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标准，那么评价改革得失的标准也理所当然地是生产力标准。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他在南巡时仍然一以贯之地阐述和坚持这一观点，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精辟论断：即判断我们改革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提法不仅坚持了生产力标准，而且也坚持了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更加具体化。

（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我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从它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一场新的革命。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985年3月，邓小平同日本二阶堂进会谈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过，这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

革命与改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来说，革命是剥削阶级社会里被统治阶级自下而上发动的，往往采取暴力手段，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引起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政治运动；而改革则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领导的、通过改良的办法在同一社会形态中引起的变革。对革命与改革的区别，列宁作了界定：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急风暴雨式的，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这就是说，革命与改革的目的都是解放生产力，只是两者的性质不一样。我国的第一次革命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我国的第二次革命，即改革，是在过去革命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对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具体组织方式的革命，是历史的延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但这一次革命不是要打倒谁，不是搞阶级斗争，也不是打烂坛坛罐罐，只是要解决具体制度的不合理问题，改革传统体制。

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对原有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它必然会引起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深刻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必然会触及每个人的利益，引起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更为深刻的调整。改革给社会带来全方位的革新。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从理论上讲是如此，从实践上讲更是如此。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践中，我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对政治体制、教育文化科技体制等均进行了改革。

改革使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使民族精神获得新的发扬，使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冲击。全社会形成了积极改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的大潮流。改革极大振奋了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新精神，它将把我国建设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需要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有一个从不完善走向完善的过程。只有改革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坚持其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变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原有体制，即改革具体制度。

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或体制）是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前者是所有同类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都应坚持的大原则和根本方向，是深层次问题，具有不可更改性；而后者则是同类性质的国家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的特殊制度，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是浅层次问题，具有易变性和灵活性。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为前者服务，两者又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我国的改革实践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仅有这些还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制定可行的具体制度和采取最佳体制形式，完善基本制度。在具体的经济体制方面，把原来纯粹的公有制调整为以之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将单纯的按劳分配形式改为以之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目前，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公司化改革，这就拓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和途径。另外，对过去的政企不分的经济管理方式改为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的方式，把过去靠行政命令而经营的经济运行机制改为靠市场自行调节的市场机制。我国除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外，还改革了政治体制、科教文体制，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一次全方位改革，但决不是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是“改向”、“西化”，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在完善制度的道路上，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注意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适度保持平衡，到建党一百年时，我国的各项制度将更加完善，我们可以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三、开放概述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实践中积极倡导并推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同时，形成了一套科学、系统的开放理论。这一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分。

（一）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

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是正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结果，是科学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结果。

    对外开放，是开放的世界（就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经济或开放经济）的客观要求。19世纪中叶以后，形成了开放的世界经济。因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才能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

对外开放政策基于开放的世界、开放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开放经济的客观基础在于国际分工。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超越国家界限而形成国际分工。到了机器大工业时期，巨大的生产能力，使其产品已不能为国内市场所容纳，其所需要的原料也非国内供应所能满足，必须到国外寻求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粮食来源。这样就把世界各发达国家和许多落后国家卷入到国际商品交换中，从而使得原来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市场上的交换，把各国不同的生产转化成世界总生产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在当代世界，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结合，更加开放。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了这一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开放已成为国际分工、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面临的是能不能把对外开放业已存在的经济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设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那时没有条件──国内外的政治条件、环境不具备。相当长一个时期，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封锁我们，迫使我们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60年代后又加上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特别是“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70年代后期，国内外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内，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各项事业走上正轨。在国际上，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正常的国家关系，并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条件已具备，对外开放的可能性于是转化为现实。

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联系的更加紧密，开放性的愈益增强，不仅决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必然性、可能性，也决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性。无疑，我国之所以对外开放也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缺少资金，缺少先进技术，缺少现代化管理经验等。这些困难需要通过对外开放来更好地克服，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步伐。然而，即使将来我国经济发展起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充裕以后，也还是要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正如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经济的外向性很高一样。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我们需要对外开放，借助国际市场、资金、技术，否则，关起门来搞建设极其困难。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要翻两番，而且翻两番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新的目标，这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这就是说，在下个世纪的前50年，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目标，也离不开对外开放。那么，到了下个世纪后50年又怎么样呢？那就更离不开对外开放了，因为那时我们同国际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

（二）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

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新时期基本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以来，对外开放作为一个政策开始付诸实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把对外开放定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就该国策的基本内容而言，可以说我国实行的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多渠道的、多层次的开放政策。

 我国实行的开放政策是全面的。我国实行的开放政策包括两个层面：从其本意来说，是指对国（海）外开放；从其更广泛的意义来说，也包括对内开放，即国内各地区间、各部门间开放。所谓对内开放，就是对内搞活，改革就是搞活。我国内部的改革、搞活，最初是扩大自主权，推行责任制，而后是不断加强市场调节的作用，直到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实现这一改革目标，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和完善国内市场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内条块分割、地区封闭，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这既搞不活国内经济，也影响了对外开放，无法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因而，对内开放，建立统一的、完整的国内市场体系，既是为了搞活国内经济，也是更好地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市场体系的需要。对内和对外两个开放，实质是利用、衔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两个市场体系，利用国内与国际两种资源，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

我国实行的开放政策是全方位的。当今的开放性世界经济，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当今的世界市场包括以上三种类型国家参与的世界市场。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类型国家的全方位开放，而非仅仅面向少数、部分国家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更多地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实行的开放政策只是对美、日、西欧等少数发达国家开放。正如邓小平同志1984年所说：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

我国实行的开放政策是多渠道的。我国实行的开放政策，是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的多渠道的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访日期间就中日合作指出，中国和外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合作都需要发展。而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实行了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等在内的多渠道、多领域的对外开放。当然，对外经济开放是对外开放中的主渠道或核心内容。对外开放是多渠道的，对外经济开放也是多渠道的。国际市场是一个包括国际商品市场、国际资金市场、国际技术市场和国际劳务市场等在内的国际市场体系。因此，面对这样的多领域的国际市场，也应该是多领域或多渠道的开放。它包括：通过对外贸易，对国际商品市场开放；通过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对国际资金市场开放；通过国际技术交流、转让，对国际技术市场开放；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国际劳务合作、国际旅游等，对国际劳务市场开放。其中，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两大主要渠道或两大基本形式。

我国实行的开放政策是多层次的。我国对外开放国策在地理区域上的实施，体现在对外开放战略的逐步展开上。首先是沿海开放，沿海开放也是先在较小的局部地区出发，多个层次、多种方式逐渐推进、展开；而后再由沿海开放向更广阔的地区推进。到今天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三）从兴办经济特区的创举到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是从兴办经济特区起步而后逐步展开的。大体上分三个小的发展阶段。其中的每个开放阶段及其所含层次、方式，都循着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战略构想甚至具体的指示而进行。

第一阶段（1979-1983）为起步阶段。在此阶段，我国采取了对外开放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建立经济特区。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支持肯定了广东省委提出的设置出口加工特区的建议。同年7月，中央决定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设立，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和开创性措施。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它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实践充分证明，建立特区的思想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建立起开放型经济，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很好地发挥了技术、管理、知识、对外政策的“窗口”作用，带动了全国对外开放，促进了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产生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在新的形势下，经济特区更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第二阶段（1984年-1991年）为不断扩大阶段。这一期间，国家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

一个步骤是批准“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样城市由南向北遍及我国沿海10省、市、自治区。再一个步骤是批准“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2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初又扩大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河北、广西等沿海其他地区的许多市、县、镇。另一步骤是批准海南建省并成立特区。1988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海南省，并成为实行更加特殊、优惠政策的最大经济特区。这使我国特区数量增至5个。还有一个步骤是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经过以上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步骤，到这一阶段末（1991年底），初步形成了沿海开放格局。

第三阶段（1992年）为全面铺开阶段。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战略构想，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可以而且应该先较快地发展经济、对外开放、进入国际市场体系。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为主旨的重要谈话。以邓小平同志2月谈话和中央政治局3月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外开放从沿海到内陆全面铺开。具体说，从1992年初以来，除了原来的沿海开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等）继续发展外，还出台了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和内陆开放的一系列新举措。

至此，一个从沿海地区向广大内陆地区梯次推进的多层次对外开放基本格局初步形成。目前我们正处于对外开放新的历史阶段，对外开放仍在动态地进行之中。

（四）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改革为开放提供了基础并为开放得以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开放提出了改革的迫切要求并为改革带来了促进因素。从赋予广东、福建两省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到兴办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从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扩大沿海开放地区，到形成沿海开放地区；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到开放沿江、沿边、沿交通干线和内陆中心城市等经济区域，对外开放由沿海延伸到内地。可以说，我国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扩大、深化的过程。

1.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在迈向21世纪之际，我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并将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我们要根据这一要求，扩大对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要求扩大对外开放程度。这包括对外贸易要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增长，以解决我国产品的国际销售市场和生产的设备、原料的国外来源；继续引进利用国外的直接投资和贷款，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继续引进大量先进实用技术，以注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等等。

为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求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包括提高和改善进出口效益。利用外资项目和引进技术项目等等的结构、质量、档次和效益。

为使得对外开放能够达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质量、效益的目标，我们要适应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和国际通行规则，在开放的进程中，初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对外经济体制。

2.改革外贸体制，发展对外贸易。

我国在对外贸易领域，要在改革和完善外贸体制的同时，继续坚持外贸出口以质取胜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

(1)继续改革和完善外贸体制。

我们要实行和完善统一、科学、公开的外贸管理制度和手段。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是指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制度。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才能激发企业积极性、开拓性，形成公开、自由的竞争局面。同时，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履行国际法意义上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义务。

我们要改革进口机制，建立有利于改善进口结构、促进技术引进消化、创新的机制。进一步加快进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管理进口的新机制，改善我国的市场准入条件，为更多的有竞争力又为我国所必需的外国商品进入我国市场创造条件。

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将逐步创造条件实行外贸经营依法登记制，并发展贸易、生产、金融、科技、服务相融合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促进规模经营。

(2)坚持外贸出口以质取胜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贸的迅速发展，我国出口商品质量、花色、款式、都有了一定改进，档次有所提高，品种大大增加、附加值也有所提高。但质量问题也不少，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影响着出口规模的扩大。在目前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低质的产品，即使价格低也是没有出路的，而高质的产品尽管价格高也有市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依靠“低质价廉”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扩大出口，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发挥我国劳动力和科技优势，尽快由粗放型经营转变为集约型经营，由“以量取胜”转变为“以质取胜”。

(3)坚持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为了推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缓解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消极影响，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有利的地位，避免对某一市场的过度依赖并防范市场风险，保持我国外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这是我国外贸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3.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我们要积极地利用外资。这是由国际分工和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为我国利用外资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在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利用外资发挥这些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利用外资上要继续以积极的态度、采取积极的方针。实践证明，利用外资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建设的重要条件，它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要合理地利用外资。近二十年来，我们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较快、规模逐步扩大。但规模的扩大不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目扩大，这除了取决于国外投入方面的条件，更取决于国内吸取方面的条件。今后，要以吸收直接投资为重点，而且直接利用外资的数量规模也要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内配套能力相适应，至于借用外资，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偿还能力，做到适度和高效，并建立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管理体系。

理地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在新形势下，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积极有效地引导外资投身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的部门和国家重点经济建设项目。我们将实施以产业倾斜为主的政策优惠：国家对重点扶植的产业，在资金、税收减免期、国内市场占有率、土地使用费等方面，给予充分优惠；对投资现有企业技术改进，产品能对劳动密集项目向内陆地区实行梯度转移，这是我国今后吸收外资计划中的一个方向。这样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层次、梯度转移和升级，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振兴。

我们要有效地利用外资。效益，是投资、包括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积极合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使外资在我国经济中能够产生更大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譬如，我们要把利用外资的总量与国内经济增长、国内配套能力结合起来，就是为了防止因两者的失调可能带来的投资规模失控、债务危机之类的问题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总体效益；我们要把引进和利用外资同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更好地结合起来，就是为了引导外资投向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的部门、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部门，以提高外资使用的宏观效益；我们要把利用外资同生产布局结合起来，就是为了使我们不同地区的各种优势通过利用外资而充分地发挥出来，变为现实的区位效益。

 

 

第2讲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改革开放拉开大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改革开放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回首改革开放40年来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解放思想不仅是开启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更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

 

一、思想路线与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思想基础。它包含了我们党对过去几十年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与探索，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法宝。认真学习和掌握这一理论精髓，对于思想解放，对于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党的这一伟大觉醒，首先是一场思想的大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十年动乱严重打乱了四个现代化进程，不仅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且“左”倾错误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严重禁锢。“文革”结束之初，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想以及 “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深深束缚着社会的发展。

在党和国家危难之际，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坚决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断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1977年2月起，思想界掀起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人心。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同志还语重心长地警醒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做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思想大解放为改革开放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成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解放思想冲破了思想禁区，打破了“左”倾错误对人们思想的钳制，打开了全党全社会的思维之门，释放了人们的想象力，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扫清了观念障碍。同时，解放思想打开了实事求是的大门，使全党深刻洞察了时代潮流以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及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深刻体悟了人们群众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思想开放的期盼和需要，开启了党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机遇、勇于推动改革开放的征程。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开启，更没有40年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和出发点，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之后为我党确立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凡是坚持和遵循这条思想路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就前进，就发展；凡是违背这条路线，我们的事业就受损失，受挫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几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党一度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酿成了“大跃进”直到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极大摧残。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对于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科学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指导改造世界的实践，以达到革命和建设的目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实事求是，都是为了实事求是来进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不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在实践中进行了发展，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新命题，并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可见，解放思想是要打破落后守旧的思想，寻找研究解决问题的新办法。解放思想决不是胡思乱想，是有明确的原则和目标的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解放思想是前提，实事求是是目的。只有做到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思想不解放，认识上禁区重重、凝固僵化，迷信书本、迷信权威，是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提倡“开动机器”，就是反对迷信盲从，反对奴隶主义。邓小平提倡反对思想僵化，鼓励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他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解放，要看是否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胡思乱想。

 

三、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离不开党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理论创新的成果。其开篇之作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党的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新的事业，在开创全新事业的过程中，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很好地实现这种结合，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每一项重大决策，每一个理论的重大突破，每一次大胆探索，每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无不渗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无不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先导和前提。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前无古人的事业，邓小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他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正因为他解放思想，打破陈规，既继承前人，又突破前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命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探索，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在实践上，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安徽省凤阳县的农民干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最后连饭都吃不饱，于是在全国率先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这在全国引起很大争议，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刮单干风，是历史的倒退。邓小平一开始就尊重群众的这种创造性，对这种试验给予了支持，结果这种试验很快产生了威力。后来，邓小平把它进行加工，并逐步向全国推广，为农村改革的启动发挥了巨大作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它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改革开辟了一条新路。邓小平对此给予热情支持和高度评价，他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还有兴办经济特区等等，也是群众的首创。正是由于邓小平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注意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从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因而能使改革措施顺乎民心、合乎民意。同时，邓小平也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造性地作出一系列科学决策。如针对和平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如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把握，邓小平提出了“多极世界”的理论，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从而推动中国走上发展道路，并据此提出了他的灵活务实的外交战略等等。特别是在1992年春，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改革开放意义重大。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壮举，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改革开放“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思想每前进一步，改革开放事业就会前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推动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为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

解放思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从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到公有制重要补充的私营经济，从基层社会管理结构由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等等，无不是解放思想的结果。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解放思想成为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强大动力。受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给改革开放的推进造成了巨大障碍。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逐渐有了清晰正确的认识，而且每一次向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又催生新的思想解放需求，进而倒逼改革的进一步推进。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做出了明确界定：“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久之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解放思想还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我们党先后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创新又推动了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已经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全方位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以及实践创新有机统一、相互促进，逐渐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第3讲  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史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主要体现为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是在客观环境的逼迫下走上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历史性课题道路的。通过执着的努力，我们成功地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国改革在铸就自身辉煌的同时，也开辟了人类社会新的发展路径。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前的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年到1984年）。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其他方面改革的试验也开始起步。开展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不断减少的集体经济和几乎绝迹的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第二个阶段：改革全面探索阶段（1984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从理论上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实践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着眼于探索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业体制，实行承包制、租赁制等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

围绕搞活企业，加快建立以统一开放、运转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制和以经济手段调节为主的宏观间接管理体制为目的的相关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比价关系，改革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商业经营管理体制，发展非国营流通企业；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变单一税制为复合税制；对部分城市实行计划单列，减少管理层次，扩大地方自主权。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对外开放也迈出了重要步伐。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在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中国经济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第三个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到2000年）。以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推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这一阶段的改革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制度创新的力度显著加大。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中央和地方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被改造成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被改组为控股公司，发展了一批以资本为纽带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众多的小型国有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进行了改革。积极推进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作，推动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形成。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使国有资本逐渐集中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适应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多种形式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探索在一些地方积极展开，取得良好效果。

其他方面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确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强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能力和金融监管方面的职能，开始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国家计划管理从总体上的指令性计划向总体上的指导性计划转变；推行项目法人制、资本金制度和招投标制度，加强投资风险约束。市场流通领域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商品市场进一步发展，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健全市场规则、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适应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逐步加大。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日趋多样化，国有控股的经济不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科技、教育、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向，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以调整学校布局结构，改革高校招生和分配制度为重点，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步伐；实行医疗机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扩大卫生机构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对外贸易、城市住房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

第四个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0年以来）。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中共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

这一阶段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到了突出的位置，按照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着力推进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加强；政府机构改革继续推进，国务院新设立和组建了一批经济调节和监管机构，提升了一些监管部门的行政级别，完善了国有资产等部门的管理体制；围绕完善省以下行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加大了县乡机构改革以及扩大县（市）管理权限的力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国务院部门分三批取消和调整了近1800项审批项目；全面推行依法行政，颁布实施了《行政许可法》和《公务员法》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全面展开，全国彻底取消实行了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的棉花流通体制基本确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新进展。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力度加大，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工作取得进展，选人用人机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稳步推进；电信、铁路、民航、烟草、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迈出新步伐；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进一步改善。放宽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加强了对私有产权的依法保护，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增值税转型试点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力度加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投资审批制度不断规范。市场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商品市场的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确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失业保险制度建设明显加快。科教文卫体制改革稳步开展。中央和地方所属1200多家科研院所分两批转制；积极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鼓励和支持发展民办教育；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力度，积极开展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打破，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得到确立，呈现出新的面貌。

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国有经济的结构和布局得到显著改善，国有资本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处于优势和控制地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减少40%，但营业总收入、净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都在稳步增加。公有制实现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与此同时，重点发展了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目前，1/3的GDP和4/5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对于促进竞争、发展经济、方便生活、安置就业等，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国有经济竞争力不断提高。目前，50%以上的国有重点企业实行了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逐渐形成，绝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制。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独家垄断局面基本打破，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比重显著下降，一批历史遗留的困难企业通过政策性破产退出市场，通过资产重组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框架已经确立。2005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1.5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实现利润9047.2亿元，同比增长25.1%；实现税金9957.1亿元，同比增长20%。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多层次、多门类、多形式的商品市场格局已经形成，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流通方式发展迅速。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的体制已经建立，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市场迅速发展，知识产权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目前，在社会商品零售、农副产品收购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96.5%和87.4%。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积极进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政府职能逐步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以间接手段为主的经济调控体系趋向成熟，国家计划、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机制初步形成；建立了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市场监管体系，政府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用法律手段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政府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稳定；政府通过直接举办、特许经营等方式，向人民群众提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在养老保险方面，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失业保险方面，建立了面向城镇企业职工的失业保险制度，实现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建立起了基本医疗保障、企业补充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障等多层次的保障制度。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到2005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为1.74亿人、1.07亿人、1.37亿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362万人，全年共有2233万城镇居民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

经济社会法制化程度明显提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施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同时，加强市场主体、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市场调控、经济调节和监管方面的立法，把一些比较成熟的制度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了由200多部法律、300多个行政法规和数以千计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组成的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内外资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进出口经营格局；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机制；大幅度减少外商投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形成较为完善的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项目管理体制；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稳步推进，国有内外贸企业改制、改组、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积极进展；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通行做法，并与WTO规则相适应的涉外政策法规体系。包括涉外经济体制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迅速发展。

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GDP从3624亿元增长到18.23万亿元，位列世界第五位，年均增速超过9.4%；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16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4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年末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全年实际使用外资60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是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255元；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6.7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6平方米和29.7平方米；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7.5%和67.7%，减少到36.7%和45.5%。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总体上从以“吃穿”为重点向以“住行”为主体，教育、文化、旅游、娱乐等多层次消费转变。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大胆探索，稳步推进，经过努力，不仅实现了经济体制上的重大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而且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认识，积累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的经验。主要有：

第一，不断创新改革理论，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改革实践。改革首先是对传统理论和思想观念的革命，必须通过理论创新解放人们的思想，统一人们的认识，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思想保证。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次重要改革实践行动，都以思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革新为先导。思想理论的每一次革新，都带来了改革实践的突破性进展。没有正确的改革理论，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改革实践。

第二，紧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特别重视改革与发展的结合，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上新台阶，作为选择改革措施的最根本的依据。始终用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来检验改革的总体战略与具体方针的成败得失，并根据这种标准不断对改革措施与政策进行调整。

第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始终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改革过程中一系列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层单位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具体改革经验和做法为基础和依据的。不仅如此，改革的推进始终注重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愿不愿意、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作为改革措施选择与调整的基准与标尺。

第四，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实行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有机结合。改革的复杂性及在中国改革的特殊困难性，使政府采取了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渐进式总体改革战略。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缩短新经济体制的建设进程，也为了使一些改革措施能顺利推出，我们抓住一些关键的环节进行重点突破，以此来带动全面改革。循序渐进的改革战略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方式，既使改革保持了必要的力度、速度和连续性，又使改革逐步适应社会承受能力，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的发生。

第五，试点先行，在不断推动改革突破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具有探索性，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行业、企业进行相关改革试验，有利于防止改革出现大的曲折和失误。同时，改革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方面利益调整，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社会的震荡和不稳定，试点是把改革引起的负效应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有效办法。通过试点推进改革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六，把握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灵活调整改革措施。推出改革时，特别重视改革的社会经济环境或条件。在环境较好时，抓紧出台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则对已出台的改革措施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完善。反过来，政府在考虑推出一定的改革措施时，也尽量采取有效的办法，创造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

第七，积极扬弃，科学对待原体制基础，着力增进新体制的优势。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吸取传统体制中一些有价值的做法，以增进新体制的优势。同时，还十分注重把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与优良的民族文化、习惯和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反映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已广泛地体现在或蕴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之中。

第八，寓政府管理于市场调节，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采取有效措施，科学有效地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体现竞争原则，又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优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这一做法既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出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的特殊优势，也保证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顺利进行。

第九，科学吸收和利用世界资源条件和先进文明成果，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在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积极实施对外开放的方针。对外开放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活动同世界市场及高效率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作规则的对接，也使建设中的新体制有效地摆脱旧体制落后、封闭的特性而容纳了世界一些先进管理体制的优点。反过来，改革中逐渐采取的新政策、新制度又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地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发展，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第十，边改革边规范，通过经济立法，推进改革措施的制度化建设。通过经济立法，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成功的重要一环。在改革探索中，逐渐加强了改革初期有所忽略的这一薄弱环节，注意到把一些经过实践证明收效良好，比较成熟的改革措施，尽可能及时以规范的制度或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防止良好的改革措施变形，为新的改革措施的推出、新体制的进一步发育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些重要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开始就以法规的形式来颁布。

除此之外，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有效方式，如从中国农业人口较多的实际出发，特别重视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注意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在着力抓好某些新的单项改革时，注意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配套与协调性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做好下一步的改革，都是极有价值的。

 

 

第4讲  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史

 

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历来是我们党奋斗的基本目标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了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列宁说过，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党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采取的重大措施。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政治体制作为社会体制重要组成部分又称国家领导体制，是在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上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总和，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管理形式、结合形式、选举制度、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等。我国的政治体制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导下根据建国初期实际情况，随着建立全国统一集中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建立起来的。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原政治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主要表现在：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还未肃清，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程序和制度不够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发展。这种体制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迫切要求。

经济是基础，政治作为经济的上层建筑，为经济服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必然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迫切要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获得成功。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益受到政治体制的束缚，如政企不分、权力集中、机构臃肿、层次重叠等，如果不及时对现存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种体制必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巨大障碍。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有利于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又保证了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要改掉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但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完善的特点，根本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具体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甚至存在重大缺陷。邓小平同志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革除这些弊端，兴利除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更好地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只有这样，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三）政治体制改革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的保障。

社会安定、政治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所以，我们不能把国家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几个人身上，关键是制度建设问题。好的制度可以保证不因领导人的更替、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发生社会动荡。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使社会主义民主不断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建立起一套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能够制止领导者犯错误的具体政治制度，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党的十三大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目标，十四大进一步重申，十五大又继续明确了这个目标。十几年来，我们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我们的各项具体制度和环节，克服各种弊端，增强自身活力，使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断地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迈进。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40年的进程中，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启动阶段（1978.12—1980.7）

这一阶段主要是解放思想，启动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全会发表的《公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路线一经确立，就立即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三中全会《公报》首先从经济管理的角度入手，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公报》还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这里，实际上指出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尖锐地触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据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很显然，政治体制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酝酿和启动了。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邓小平同志便一再明确地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1980年2月，他说：“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重要的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他还说，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问题。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部署和展开阶段（1980.8—1989）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书和纲领性文献。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这是把以机构改革为重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列。此后，从1985年到1987年，邓小平同志多次论及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评价标准、推进策略，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作出了全面论述。我们下面分别来看一看。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有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主要是肃清封建遗毒、党政分开、权力下放、进行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民主、加强法制建设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标准，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比较二者，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重要，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周密的部署，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达到新高潮。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调整和持续阶段（1989—2013.9）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中国改革已经进行10年，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有序、有步骤地健康发展，党中央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这一阶段的关键是南方谈话。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潮。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步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决定“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的五项任务。十五大之后，政府机构改革，党的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反腐倡廉工作都加大了力度，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关于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我们可以具体来看看三次党代会的提法。首先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即：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其次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再者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党的十八大还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即：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阶段（2013.10至今）

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被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政治体制改革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4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完成的任务，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1.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原有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主要在于：干部职务终身制，缺乏科学的干部分类，缺乏公开公平竞争选拔的机制，缺乏考核、升降、奖惩、辞职、罢免、退休等管理制度。现在，通过改革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而开始起步的，比如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健全了干部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了公务员制度。当前，还要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2.选举制度改革

选举是民主的基本要求，通过选举制度才能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于1979年7月4日颁布，1980年1月1日实施，其后经过1982、1986、1995、2004、2010、2015年的6次修改。《选举法》对我国选民和候选人的资格，以及对于选区的划分、选民的登记、候选人的提出和产生、选举的基本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基本权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

3.决策体制改革

决策是政治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必须建立民主决策体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4.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改革

传统政治体制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方面做得还不够，实际上使层层的“一把手”以及主要领导干部成了掌握权力的“特殊党员”，无法得到有效监督，处于“虚监”、“失监”的状态。因此，改革传统政治体制中权力运行制约监督的缺陷，就要建立权力的分开和制约制度，形成严密的权力制约监督体制。也就是说，各级“一把手”和主要领导干部如何行使权力已经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在决策上是集体决策，在实施中还会受到相应监督和制约。

5.党政关系体制改革

党政关系，即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在党政关系问题上，传统的模式有西方国家搞的“党政分开”，还有苏联搞的“党政合一”。现在来看，这两种模式都不适合我国。我们在这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形成了“党政分合”的新结构制度。那么，什么叫“党政分合”？就是党政关系既有分、也有合的制度。其中，“分”是指党务、政务要分开，“合”，是指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保持党与政需要联系的部分不分开。这主要包括，有关重大政策的决策权、重大人事的推荐权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监督权，必须使党和政密切联系，实现更好的整合。

6.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

传统社会主义的一大弊端是中央过于集权，中央对地方应有相应的权力，但不是所有权力都应集中在中央。为了改变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中央必须持续地向地方下放权力，比如现在的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在向地方下方权力。当然，中央在向地方下放权力的同时，也要加强了对地方的宏观调控。

7.基层治理体制改革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缺乏基层民主自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层面是社会基层民主建设。扩大社会的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构成最广泛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实践。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建立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农村村民委员会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企业职代会、城镇社区自治委员会以及其他群众团体，都要在社会民主政治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公民个人权利的发展，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是衡量民主政治进步的尺度。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应得到确认和发展。在基层治理体制改革中，要广泛采取协商民主形式。

8.执政党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执政党的体制和具体制度，主要包括党的执政方式、干部制度、决策体制、权力制约监督体制、精简党的机构等。由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也必须改革党的建设制度。通过改革，实现党的领导制度规范化，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接班、集体领导制度，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和决策科学化、管理监督民主化。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它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地进行。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会改变现在的权力结构，会触及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也就会遭到各种阻力和干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遵循改革的原则的前提下，确立正确的实施方法。

（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邓小平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动摇，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同样，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只能使我们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很难民主化。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离不开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中国12亿人民就没有凝聚的中心，就会是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取消和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要消除具体制度的弊端；不是要否定过去的一切做法，而是要改变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的领导制度及运作方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那种把党的领导和政治体制改革对立起来，主张取消党的领导，否定现存政治制度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必须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坚决而审慎地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这就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经济文化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渐进的逐步积累的过程。加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本身也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和阶段性特征的工作，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决心要大，工作要实，步子要稳，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不能像搞经济建设那样“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又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要理顺各种关系，牵涉面广，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制约。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坚决而审慎的方针，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展开，尽可能平稳地推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止不前。胆子要大，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避免犯大错误。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综合性的，无论是作为改革主体的政党、政府，还是作为改革受益者和参与者的人民以及其他的民主党派参政组织，都要明确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此，都要有足够的耐心，以避免激进、冒进给整个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在40年的改革中，中国采取了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策略，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避免了震荡，这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改革不但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开始领导中国进行改革时就一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为此，邓小平同志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这就是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点在于：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体制外再体制内。实践证明，渐进式的改革是最为智慧的策略，是最奏效的改革方式。

随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那么，是不是仍然需要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呢？回答是肯定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也就是说，我们在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的时候，也不能放弃“摸着石头过河”，还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很好地结合起来。由此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并没有放弃渐进式改革，而是强调要把顶层设计做得更好，因为顶层设计本身就包括了不要采取冒进、激进的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现在的全面深化改革策略时，仍然主张坚持邓小平同志的基本思路。他明确指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一段讲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要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

（三）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植根于中国的土壤，立足于本国的国情。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包括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传统、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规定着各国的不同发展道路，也规定着各国不同的政治发展轨道。从战争年代起我们就初步形成了各种政治制度，经过建国后多年的发展和演变，现在我国已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贯穿于各项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基本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享有民主的政治形式。由于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很多制度不能不受到传统专制社会的影响而发生变形，因而显得不那么成熟和完善，存在某些不便人民行使自己正当权利之处，存在某些违反民主精神的封建残余因素，这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还任重而道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我党为逐步解决这些遗留因素、克服这些不完善处而根据我国国情提出的一项战略决策。要使这一改革获得最终成功，不仅要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也要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但在借鉴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是简单雷同的，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绝不能照搬照抄，特别是不能搞西方的竞选制、两党制、三权分立、政权多元化那一套。否则，脱离了自己的国情，其结果必然在实践中行不通，导致政治体制改革误入歧途。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项面向新世纪的伟大工程。而政治体制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坚决而审慎的方针，从实际出发，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才能取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第5讲  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史

 

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主要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改革文化体制是题中应有之义。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逐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科学概念，并提出了基本政策，使之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一起，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提出来的。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自此，我们党的文件和党的领导人讲话中频繁使用“建设两个文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等词语。后来，邓小平对“精神文明”还做了具体的解释，他说：“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展开，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形成、发展、完善。邓小平曾在多次报告或讲话中，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指导方针、内容、方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作了阐述，形成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这些理论成为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党以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来抓。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五大，江泽民总书记的《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报告中，专门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地位、目标任务、基本方针和具体要求作了明确的阐述，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可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内容上是一致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有繁荣的文化。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今中国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领域必然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只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也是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成为过去。竞争观念、利益观念、人才知识观念、个性解放观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深入人心。这些观念对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无疑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因为改革直接涉及到人们的物质利益。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的调整必然会造成思想的困惑、心理的失衡以及信仰的危机。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没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又泛滥开来。使人们产生了深刻的道德危机。因此，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停止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自然”发展。我们必须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自觉地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引导，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西方的思想文化必然会随着国门的打开而涌入我国。西方思想文化中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市场经济的一切法则以及一些优秀的文化成果，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文化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部分和消极腐朽的生活方式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利己主义，表现出来的是弱肉强食，这对我们所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集体主义原则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再者，西方社会的黄、赌、毒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正日益被一些人所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另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时刻进行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大胆地去糟取精，积极地吸取它的优秀成分，批判它的腐朽糟粕部分。拒绝西方的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同时要时刻警惕反和平演变，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去占领人们的思想阵地。

以上情况表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并且两手都要硬。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我国新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从1978年算起，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前，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下面就分阶段进行讲述。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改革也不断向前推进。拨乱反正对于文化事业而言，主要是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范式。从文化体制讲，主要是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体制上去。

新中国的文化体制建立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区文化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二是这种体制在建立过程中主要参考苏联模式；三是这种体制是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四是这种体制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种体制下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和优秀人才。这一阶段文化事业出现了复苏与空前的繁荣。以短篇小说《班主任》、话剧《曙光》、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作品，报道了新时期春天的来临。随后，文学上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学寻根”等；美术有“星星画展”、“八五美术运动”等；电影有《老井》、《红高粱》，并在国际上获奖。这一时期文化的繁荣与复苏都是建立在原有文化体制基础之上的。

与复苏与繁荣相伴的是原有文化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越来越不适应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越来越不适应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在总体布局上，与行政管理体制相对应，层层建立专业文艺团体，重复设置，人财物浪费；在结构上，单一公有制，全部文艺团体由国家财政包起来；在分配上，严重平均主义“大锅饭”，演不演戏，演多少场戏，演出水平的高低(作品水平的高低)与收入没有联系；在人事制度上，没有正常的人员流动和淘汰机制，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行政化，机关化，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很难发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文化体制就成为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了。

1979年10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提出了新时期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对文化体制改革而言，这个讲话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如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深刻论述，为划清政治问题与文艺问题的界限提供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保障。 这个阶段已经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1980年2月召开的全国文化局长会议认为：“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很多，严重地影响了表演艺术的发展和提高，需要进行合理的改革。”会议明确提出：“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198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主要有以下进展：①调整艺术部门和艺术团体的布局。198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要求改革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数量过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大中城市，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要精简，重复设置的院团要合并或撤销，对市县专业文艺团体设置也提出了调整的要求；②模仿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在文化单位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以解决统得过死和吃大锅饭等体制弊端。同时实行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改革措施，以解决文化单位出现的经济困境；③实行“双轨制”改革。在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和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实行“双轨制”的具体改革意见，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国家主办的全民所有制艺术表演团体要少而精，这些院团应当是代表国家和民族艺术水平的，或带有实验性的，或具有特殊的历史保留价值的，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由社会各种力量主办。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文化市场的发展和地位得到承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以营业性舞会和音乐茶座为发端的文化市场日益活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也不需要文化市场，即使有也不合法和不被承认。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二）党的十四大至十六大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促进了文化自身的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这一时期，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积极推进文化事业改革”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决议》认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决议》充分反映了国人当时在文化体制改革上的认识水平。

这一阶段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来讲，有两个标志性的文件：一是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以前对于文化的意义、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单一的，文化只是和“事业”、“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是喉舌，是阵地，是教育手段，是娱乐形式。而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则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除了上面属性依然存在外，还有其产业属性的一面，还有其价值规律发生决定性作用(指在部分领域)的一面。从80年代“文化市场”概念的提出和承认，到如今“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和承认，反映了我们对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和地位的承认，丰富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指明了改革方向和目标。《建议》只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但并没有明确文化可以分为“事业”和“产业”两个部分。二是200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总结了近些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集中反映当时的认识和思考。《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以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深化文化单位的内部改革，根据不同特点，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努力增强生机和活力。例如，在新闻单位，以提高新闻宣传质量为中心，调整了组织结构(改变过去编辑部内部分工参照政府工作部门对口设置办法)，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工资奖金分配制度，改进宣传报道，建立新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和约束机制。这些改革措施使新闻报道的信息量增加，时效性增强，新闻内容的权威性、指导性和可读性大大提高，报刊的发行量逐年上升，广播电视节目的收听收视率逐步提高。艺术演出院团主要是进行了演出补贴改革和考评聘任制改革；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这一时期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这一阶段文化事业在改革中迅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焕发出了蓬勃活力。据统计，从1990~2002年，我国的报纸由1576种增至2111种，增长34%，总印数达351亿份；各种期刊由6078种增至8899种，增长了46%；图书从74973种增长到154526种，全国建成了一批大型书城，各种形式的连锁店4000多家，图书网点7万多个，图书销售额增长了12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从1000个增加到1988个，广播节目套数由645套增加到1777套，电视节目套数由512套增加到1047套，广播和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分别从73%和80%增加到90%以上；有线电视从无到有，全国用户达到9000多万；2001年中国音像市场销售总额达到200多亿，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1000倍。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体现为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扩张。

这一阶段的文化体制改革还有一个突出的——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大力推进依法管理。据统计，这一时期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文化管理部门陆续制定和颁发了200多部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或部门规章，涵盖了舞台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互联网、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如《著作权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管理条例》等。

组建文化集团是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到2002年初，共组建了包括中国广电集团和中国出版集团在内的文化集团70多家，从地域上讲，涵盖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四川等地；从经营主要业务上讲，有报业集团38家，出版集团10家，发行集团5家，广电集团12家，电影集团5家。在电影改革中还组建了电影院线30多条。这些集团的组建，探索了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加快了市场整合和结构调整，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多出优秀作品和人才。但是，在组建集团中也有一些不足，如组建方式多是以行政力量整合，资金来源单一等。集团虽然有了一定的形式和相应的组织结构，但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集团定位不清楚，有许多是事业型集团，事业与产业职能性质存在交叉，在实际工作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三）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了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十六大以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任务和实施重点更加明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积极探索，大胆试验，顺利推进。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进一步深化，思路进一步清晰，方向进一步明确，方法更加细致，步骤更加具体。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讲，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原则是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十六大还提出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深化和明确。首先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加突出了文化建设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升，文化建设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又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文化保证。这就为在新的背景下研究和实施文化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其次，《决定》还具体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第三，《决定》分别提出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第四，提出了其他方面改革的要求。要求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它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更加深入，直指事物的本质。《决定》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强调文化体制改革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增强微观活力，健全文化市场体系，依法加强管理，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决定》还具体要求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理论上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改革的实践有很大突破，最主要的是试点工作顺利开展。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参加了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如今，这些试点单位正在按照要求，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努力探索建立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主体主导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文化体制改革最紧迫的就是要重塑国有文化市场主体。难点就是解决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问题，真正做到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如今在改制的实践中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分离改制，即将广告、印刷、发行、电视剧等一般节目制作部分分离出来，转制为企业，面向市场搞好经营，接受集团领导监督，确保正确经营方向，同时也为壮大主业服务。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以印务中心为试点单位，建立多元产权的现代企业制度；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以股份制改造广告中心，集团控股的同时，让经营骨干持股。二是整体改制为企业。如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和中国对外展览公司改制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由过去事业性质整体转制为企业，浙江、广东、西安、沈阳等地的电影公司也整体改制为企业。再如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上海学生英文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星期三》等报刊也都改制为企业。三是一步到位，直接进行股份制改造。如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直接实行股份制改造，排演了话剧《迷宫》，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北京歌剧舞剧院转企改制一步到位，新成立由首都旅游集团控股，歌华集团、北京电视台、北京三奇广告有限公司联合投资的北京歌剧舞剧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报》和《电脑报》等报刊也正在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改革在融资领域也有突破。长期以来，我国文化投融资过分依赖政府，投资主体单一，民间资本与外资投资渠道不畅，影响了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十六大以后，文化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取消限制，鼓励民营企业投资文化领域。如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许多文化领域投资的主要力量。据统计，2003年全国共制作电影197部，其中民营公司投资60部，在2004年上半年生产的100多部影片中，民营企业参与制作的占80%。在每年一万部集的电视剧中，民营公司投资20多亿元。民营影视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影视产业的重要力量。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文化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实现了到资本市场融资。截止到如今，在深、沪两个资本市场上市的有50余家公司涉及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板块初步形成。

 

三、文化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在经济物质领域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文化建设同样迈出历史性步伐，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在改革开放中深化对文化性质和功能的把握 

　　建国前毛泽东同志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中国不仅要在政治、经济上来一个大的变化，而且要成为“新文化”和“文明先进”的国家。建国后一段时期内，文化领域曾经显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人民精神风貌积极向上。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特别是以“左”为主要思潮的“文化大革命”，“双百”方针实际上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文化建设遭受很大挫折。把文化建设简单等同于意识形态，一方面使得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走向单一化、教条化，一方面使得文化自身建设无法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出来，发展受到制约。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解放思想”，首先于思想文化领域拉开序幕，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上升为中央意志，吹响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

在对完全的计划经济进行革新，发展商品经济，尤其从90年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对文化性质和功能的认知也在逐步加深。比如说，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文化市场”，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文化产业”，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文化生产力”……说明我们对文化的认知已经不再单纯局限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对文化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有了新质的把握。

文化认知的变革必然带来文化实践的革新。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文化部门逐步摆脱其“事业”性质的划分，融入经济、走向市场。按照“开展试点、积极探索”、“扩大试点、由点到面”、“加快推进、全面展开”等步骤，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拉开大幕。据统计，2003～2012年，全国共核销事业编制近 30 万个，注销事业单位法人6900多家。改革创新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动力。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文化领域同样也需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空间。文化体制改革之前，许多国有的戏剧院团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味向国家和政府伸手要效益，居然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改革之后，向市场要效益，面貌焕然一新。2004 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目前，中国年图书出版总量世界第一、日报发行量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总量世界第二、印刷业总产值世界第三。2012年，生产电影893部，继2010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电影总票房超过170亿元。文化产业的年均增值远远超过了GDP的年均增值。历届深圳文博会的成交总额一年上一个新台阶。

　　当然，这样一个成就的取得，也顺应了世界文化的发展大势。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逐步进入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弄潮儿”，出现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现象。世界500强之所以强，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文化力制胜；在美国 400 强的企业中，有 70 多家经营的是文化产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企业不仅仅卖的是产品、挣的是利润，更注重品牌及产品背后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可以讲，它们卖的是人们皆认同的价值理念。一部《泰坦尼克号》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票房收入20亿美元，能抵得上多少传统的大企业？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的《世界文化发展报告》提出要“把文化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又提出，“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术语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些都反映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共识。在不断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日益展现出国际的视野。

　　（二）形成以建设文化强国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二为”方向——文艺、文化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方针——文化领域健康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用”方法——文化发展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法，实际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原则性的基础。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强调，实际上是建立在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界定上。他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说明文化建设不仅是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手段，它本身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简单地把邓小平同志有关文化建设的思想概括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建设”都要搞好；文化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些论述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路。

　　江泽民同志在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下，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同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既是党的建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他在党的十五大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党的十六大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江泽民同志在文化建设的性质上，突出了“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的要求；在文化建设的功能上，阐述了科教兴国、理论创新、以德治国、民族精神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强调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进一步将文化建设置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胡锦涛同志有关文化建设的思想概括为“一条道路”——文化发展道路；“两大业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一大任务”：建设核心价值体系；“两种力量”：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从实践层面讲，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和机制，理顺了政府、市场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大幅度提高了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水平；从理论层面看，确立了文化的“生产力”基础性地位和“软实力”的战略功能，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同时也是一条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之路。

　　（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领域成就斐然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不断巩固。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我们党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步步推向前进，从而正确指导和自觉引领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不断走向胜利。通过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这些与时俱进的党的指导思想，回答了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影响力的重大论断，廓清了许多大是大非，在带领全国人民步调一致向前进、引领“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党的十三大起，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题目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词。在党的指导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升为全党意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

　　2.思想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价值观培育取得成效。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想意识和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最深层的要素、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引领和主导。“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经济生活提高后，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总体上也提高了，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得到很大改善，向上、向善的力量增强，正能量更加强劲，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网络思想文化异军突起，阵地扩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评价趋于客观和礼敬，尊重、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成为潮流。

　  3.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被提到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地位。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丰硕成果”。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4.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进步、蓬勃发展。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参与文化建设，文化创造活力迸发、源泉涌流。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逐步构建和完善以文化馆（站）、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等面向社会公众的文化机构和场所，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以商品的形式满足社会的文化多样化需求，根据市场机制从事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涵盖文化艺术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电影业、音响制品业、版权业和演出业、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旅游业、教育等在内的庞大的现代文化产业群体不断涌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较，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就巨大。同时，文化建设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之，大国文化战略的建设目标，是实现与国家政治经济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同步增长，拥有与一个大国地位相称的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力量。目前，现代文化的影响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亦有很大差距，这既与我国五千年文明史、又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在横向比较中，我们应看到不足，以文化强国为目标，奋起直追。

 

 

第6讲  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史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自立更生，砥砺奋进，不断加强社会领域发展改革，在教育、卫生、文化旅游、养老、体育、社会服务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重大改革，使人民群众过上了幸福生活。

 

一、社会领域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从1978年至今的历次党代会报告内容、重大改革事件以及社会变迁的历史来看，社会领域改革发展总体呈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社会领域改革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时间大致是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四大前（1978年至1992年）。这个阶段，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等领域改革在探索中向前推进，主要目标是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其中教育和人才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一致的新教育方针。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领域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齐头并进的阶段，从主要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向重点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转变，时间大致是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八大前（1992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一方面，“单位人”演变为“社会人”。另一方面，城乡壁垒被打破，流动人口大量涌现。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增长，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保健、养老等方面的需求进一步释放。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化大潮影响方方面面，社会领域的改革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明确教育为第三产业的重点领域，一些地方开展了教育产业化的探索，又比如，医疗卫生方面也有了公立医院产权改革的尝试，等等。其中，2007年党的十七大可被视为社会领域改革的一个转折点。“社会建设”作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一部分，首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加强社会建设，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也被正式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了出来。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被系统地归纳进社会建设的范畴，与经济建设较为明确地区分开来。

第三个阶段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领域改革进入到被更加高度重视的阶段，时间大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至今）。经过多年的探索，社会各界对社会领域具有“公益性”和“市场性”的双重属性越来越形成了共识，尤其近几年，社会领域改革发展的路径更为清晰，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基本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非基本的则可交给市场和社会。国务院在2012年、2017年分别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探索紧扣人民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完善覆盖城乡、均等、普惠、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二是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在夯实政府保基本职责的同时，进一步放宽准入，激发社会领域民间投资活力，优化管理服务，吸引多方参与服务供给，创新服务供给方式，推广PPP模式等，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元化需求。三是继续强调扩大“量”的供给，也突出了“质”的要求。政府积极转变职能，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引导市场主体更多从群众需求出发，创新服务产品和服务业态，积极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优化服务体验，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这个阶段，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旅游、体育等相关领域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各领域相互融合发展的态势显现。

 

二、社会领域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就

社会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文化、体育、旅游、人口等方面，各领域又各有特点，在具体改革过程中呈现出不完全一致的发展路径。

教育领域，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7-1992年，教育恢复发展和教育改革初步探索；1992-2003年，市场经济下教育改革发展大胆探索；2004-2012年，教育普惠发展与公平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深化。40年来，教育综合改革进入了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改革阶段，教育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展，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一是教育规模世界最大，人口素质显著提升。2017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达到761万人，是1977年的28倍。二是基础教育持续快速发展，基本实现让所有孩子“有学上”的目标。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8%，小学净入学率达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103.5%，超过或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三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速构建。每年向社会输送1000万名技术技能人才，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五年超90%。四是高等教育已经加速由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迈进。2017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779万人，占全球总规模1/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5.7%。五是教育经费投入力度持续加大。2012-2017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六年超过4%，累计投入16.89万亿元，年均增长8.1%。六是教育交流合作日益广泛深入。

医疗卫生方面，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有四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1985年是医改元年；2000年至2008年是卫生领域利益格局深刻变化、改革思路猛烈碰撞的时期；2009年，新一轮医改全面启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将深化医改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谋划、全面推进。深化医改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一是群众负担实现“一优两降”。医院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全国公立医院药占比已从2010年的46.3%降至2016年的38.1%左右；医药费用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政府办公立医院收入增幅由2010年的21%降至10%左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深化医改前的40.4%降到30%以下，为近20年来最低水平。二是人民健康水平实现“一升两降”。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当前人民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在养老服务方面，从无到有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1993年），以城市福利院和农村敬老院为主要形式的老年人福利服务发展阶段；（1993年-2013年），以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为主要形式、狭义的养老服务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涵盖老年生活照料、老年产品用品、老年健康服务、老年体育健身、老年文化娱乐、老年金融服务、老年旅游等多领域、综合性、广义的养老服务概念阶段。经过改革，养老领域成效显著。一是养老服务体系从有到优逐步完善。符合条件的1834万困难老年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408万特困老年人纳入政府供养范围，经济困难的高龄老年人津贴制度实现省级全覆盖，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制度分别覆盖30个、29个省份。截至2017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约15.36万个，社区养老服务基本覆盖城市社区和半数以上农村社区；各类养老服务床位合计714万张，比2012年增加298万张，年均增长75万张。二是养老服务方式不断优化。开展了养老服务新模式试点。“一刻钟服务圈”、“智慧养老院”、“无围墙养老院”等服务新模式和新产品不断涌现。截至2017年底，全国养老机构以不同形式提供医疗服务的比例达到93%。

在文化领域，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博物馆从340多家增加到4700多家，公共图书馆从1200多家增加到4700多家，文化馆（站）从不到7000个增加到44500多家，艺术表演团体从3100多家增加到15700多家。图书、影视等文化产品生产大幅增长。图书品种从不到1.5万种增加到近53万种，电影故事片从46部增加到近800部。1980年我国才有了第一部电视连续剧，2017年全国生产电视剧314部、13470集。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2004年的3400多亿，跃升到2017年的35000多亿，增长超过10倍，占GDP比重从2.15%提高的4.29%。

 

三、社会领域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

近年来，我国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建立健全，政策网底进一步兜牢。但总体看，社会领域改革发展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比，还有不少突出的短板和弱项。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发展，是我们党不变的初心，关乎民心向背、国之兴亡，是我们执政之基和根本目的所在。下一阶段仍需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有：

一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进一步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健全面向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政策体系，促进人口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强化人口数据决策支撑，以身份证为基础打通部门间、上下级人口数据，建立常态化的人口预测预报和评估制度，定期发布国家人口预测报告，做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综合分析，发挥人口预测对于重大改革、规划、项目、决策的引领作用，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推进教育现代化。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广复制产教融合试点经验。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三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老龄化。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健康保障。持续深化医改，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面取消以药养医，推进“三医联动”改革，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建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运行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形成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适应新时代人民健康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健康老龄化。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优先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推进和实现非营利性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同等待遇。形成科学有效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无盲区、无死角的全面覆盖，养老服务覆盖全部城乡社区，养老服务有效满足多层次需求，人均预期寿命跻身世界前列，努力建成老年友好型社会。

四是推动文化体育大发展大繁荣。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更加活跃繁荣。改革文化领域宏观管理体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微观运行机制，释放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健全现代文化产业和市场体系，用精品赢得受众、赢得市场，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对“诗和远方”的美好向往。盘活用好文化资源，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扶贫、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贫困地区群众口袋脑袋“一起富”、物质精神“双脱贫”，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推动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门类齐全的体育产业体系，完善体育市场机制，促进健身休闲和体育运动消费，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五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创新政府治理理念，改进政府治理方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进社会治理手段，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依法厘清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权责边界，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联动机制。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第7讲  生态环境领域的改革开放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也与时俱进，正从过去单纯的“三废”治理走向生态文明建设，逐步走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回顾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历程，我们发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不同阶段我们面临着不同的突出环境问题，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需求决定了我国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和架构；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又在改革与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与时俱进。

 

一、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进步推动了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变革；反过来，“十年一跃”的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也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

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正式始于1972年，迄今为止已有整整47个年头。期间，大概每10年左右，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就有一次大的提升和“跨跃”， 从最初的临时性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逐步发展成今天的生态环境部。从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来看，这实质是逐步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也是伴随新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涌现的局面，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及治理模式不断进行改革而产生的结果。

第一阶段，1972—1988年，这是“第一次跃升”， 从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到独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务院直属局)，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在国家宏观管理体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1972年之前，尽管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环境污染，但我国在观念上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环境污染，工业污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1972年6月，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瑞典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述观念开始发生转变。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至此，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开始正式起步。1974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中心议题是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此后，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我国加速推进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解放。1980年8月，我国设立了深圳特区，1984年又设立了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地区开始全面对外开放，大量接受日本、韩国、港台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各级政府、各部门、乡村集体、社会团体都以招商引资、办企业搞经营为重点，不少地方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与之相对应，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走上正轨。

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也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国家的关注。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制定，首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先河。随即，环境保护相关专项立法开始起步，198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紧接着，1984年5月和1987年9月，分别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同时，我国开始加强环境管理工作及机构建设。1982年5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决定，将国家建委、国家城建总局、建工总局、国家测绘局、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合并，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内设环境保护局。1983年年底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会议上宣布保护环境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5月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由时任副总理李鹏兼任委员会主任，办事机构设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由环境保护局代行)。1984年12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改为国家环境保护局，仍隶属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领导，是部属局，同时也是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1988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撤销，改为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副部级），明确为国务院综合管理环境保护的职能部门，人财物全部独立运行。同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国家环保局率先开展公务员改革试点，根据环保工作需要设置职位，并从全国公开招考一大批环保干部。这次改革为国家环境保护的专业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1989—1998年，这是“第二次跃升”，期间生态环境保护压力继续加大，开展“33211”和“一控双达标”环境治理工程，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经历了“八九”动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掀起新一轮热潮。以浦东新区建设为龙头，长三角地区迅猛发展，城市建设和工业园区蓬勃增长，全国各地挂牌建设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最多时近万个。但同时也带来严重的耕地占用、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当时的民谣是“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浇地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难刷马桶盖”，淮河等流域的严重环境污染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同时，生态破坏、水土流失、荒漠化问题也日益突出，北京地区沙尘暴愈演愈烈，黄河断流、长江洪水等特大生态灾害频发。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了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进程。1989年12月，《环境保护法》经修改正式出台，20世纪90年代又修改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制定出台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初步形成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同时，国家启动了“33211”重大污染治理工程，这是我国历史上首个大规模污染治理行动。其中，“33”是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2”是两控区，即二氧化硫和酸雨控制区；“11”是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33211”工程首先从治理淮河污染开始，根据国务院部署,1997年12月31日零点之前要实现淮河流域所有重点工业企业废水基本达标排放，否则将对这些企业实施关停并转。1995年，时任副总理邹家华、国务委员宋健代表国务院听取环保工作汇报，明确要求，到2000年，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冻结在1995年水平，环境功能区达标，工业污染源实现达标排放，这就是所谓“一控双达标”。这一时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基本做法是严格控制新上项目新增污染，所有新上项目增加的排放量，必须由同一地区其他污染源等比例消减来消化。与此同时，全国开始实施退耕还林等六大生态建设重点工程。

这一阶段另一个重大事件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大会，并于1994年组织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制定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998年，国家将原副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局提升为正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原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的职能、分散在电力工业部等各工业行业主管部门的污染防治职能并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第三阶段，1999—2008年，这是“第三次跃升”，主要特征是遏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快速増长势头，实施总量控制，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和“两型”社会建设，组建环境保护部。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后社会经济迅猛增长，能源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不断提高，产能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资源能源消耗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也大幅增加，国家“十五”计划的主要目标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不降反升，警醒了我国政府实施更大力度的节能减排和总量控制。“十一五”期间，我国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比例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并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十一五”期间，全国环境基础设施、电厂脱硫设施建设规模超过了建国以来到“十一五”之前的总和。这中间，两项政策发挥了核心作用：一是严格的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考核，带动了地方环境治理重大工程的建设；二是以脱硫电价为代表的环境经济政策，推动了电力行业的脱硫工程建设，迄今为止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清洁煤电系统。

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上，也取得新的进展。为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再次修改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定《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在环境管理机构上，为了解决环保执法难、地方行政干预的问题，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立了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南六大督查中心，作为其派出机构。2008年7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正部级），并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第四阶段，2009—2018年，这是“第四次跃升” ，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中心，推动绿色发展，坚决向污染宣战，组建生态环境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把绿色发展作为一大新发展理念，坚决向污染宣战，出台实施了大气、水、土壤“三个十条”， 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建立了中央环保督察等一系列重大制度。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进行了重大修改；特别是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被称为是“长出牙齿”的法律，大大提高了立法质量和法律威慑力；随着201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壤污染防治法》，我国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我国开始成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需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特定发展阶段下形成的体制安排及其治理理念，要从“增长优先”转向“保护优先”， 这意味着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主管部门必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二是生态环境保护职能需要从以往分散的资源环境要素管理逐步走向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与生态环境综合管理。三是从所有者和监管者职责不清、“运动员”和“裁判员”集于一身，向执行与监管相互分离和制衡的方向转变。四是从中央地方事权不清、财权匹配不合理，向责权清晰、不断优化事权财权配置转变，建立相对独立的监测评估和监管体制。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生态环境部，整合了相关要素部门污染防治职能，增加了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等职能，统一生态与城乡污染排放监管职责。这次机构改革，取得了如下效果：
    一是按照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基本上实现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防护三大领域统一监管的大部制安排，为解决制度碎片化问题奠定了良好的体制基础，这也是本次改革最大的亮点和特征。
    二是分离了自然资源所有者的建设及管理职责和监管者的监督及执法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制度设计对执行与监管的分离要求。

三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性、权威性大大增长，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当然，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效能仍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但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及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和起点，面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大步前进。

以上的回顾表明，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和飞跃的40年。

 

二、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我国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建立了与之相对应的管理体制，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下构建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在发展中产生，也需要在发展中解决，既需要分步骤解决问题，也需要创新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发展和提出协调经济和环境矛盾的理念，作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引。
    第一阶段，提出“三同步”“三统一”的要求，在认识上要求全社会在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
    第二阶段，在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环境治理过程中，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坚决关闭小造纸等“15小”企业，在行动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环保目标的实现；
    第三阶段，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在宏观上把握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关系；
    第四阶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根本上融合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21世纪以来分别提出循环经济（2003）、两型社会建设（2004）、低碳发展（2009）等新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2），这些都是我国对环境与发展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每个阶段的理念，既是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情的客观研判，也是对已有理念的继承和发展。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驱动了理念的创新，理念的发展又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实践工作提供了指引，从而构建了符合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提出了“三同步”和“三统一”的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方针，并一直在着力构建独立权威的环境保护部门。但受制于特定的阶段，我国最初在理论上没能很好地区分环境管理和环境建设，在战略上实行“发展是第一要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我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些地方片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在政府职能与管理体制中，经济发展的职能非常强大，相应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能就相对弱小，权威性不足。这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但随着形势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管理理念稳步发展，我国逐步明确了政府环境管理和企业环境治理的区别，明确了环境管理和环境建设的区别，组建了直属于国务院的国家环保局，不再由以建设和发展为主要职责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管理，从而在体制安排上体现了发展与环境的相对独立。

新世纪以来，在一系列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明显扩展了综合管理和规划、政策协调等方面的职能。其背景是在我国增长优先的快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也不断凸显。2003年前后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完成了《国家环境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在很多地方已经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收益，并从“安全”的角度去理解生态环境保护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既是深刻的，又是超前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境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综合决策。这一理念认知影响了国家环境管理机构的改革走向，不仅仅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国务院正部级组成部门、具有议事权的环境保护部，综合经济部门也加大介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在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低碳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循环经济上，2002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出席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目标才能得到实现；在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经验和总结地方试点的基础上，2008年，我国出台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方针，实现“从摇篮到摇篮”的全过程循环经济发展;并把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资源产出率等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当前，我国正围绕解决城市垃圾问题，进一步提倡建设“城市矿山”，设计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开展“无废城市”试点，培育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产业。

在低碳发展方面，国际上将碳排放控制作为重大环境问题，在我国一直作为发展转型中的重大问题，并且决定了我国低碳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走向生态文明的基本路径。过去几年，通过将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增加森林蓄积量作为约束性指标,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17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46%，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1亿吨，已经超过对外承诺的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上限目标。2018年机构改革将应对气候变化从综合经济部门调整到生态环境部，代表着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执政党的理念，“增长优先”逐步向“保护优先”转型，大大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也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改革注入新的动力。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40多年来生态环境保护经验的总结和政策制度的集成创新，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进行统筹，而国际上通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主要考虑的是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可持续性。从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看，按照一个事由一个部门管、所有者与监管者相分离的原则，组建了生态环境部，大大提升了该部门的权威性，并开始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让生态环境保护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激励与约束并重的长效机制。

（二）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采取综合措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十三五”以来，根据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要求，实施环境管理的转型，实质上是针对“十一五”“十二五”以总量控制为核心抓手的管理转型。放在更长的历史阶段，我国一直都要强调坚持环境就是民生，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综合运用激励、约束并举的政策措施实现环境质量达标。

在早期开展“33211”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的时候，我国就推行以区域、流域和城市为重点、以环境功能区划为基础的“一控双达标”制度。所谓环境功能区划，是指依据区域的社会环境、社会功能、自然环境条件及环境自净能力等确定和划分不同等级的环境质量标准。企业要做到达标排放，地方政府要按照环境功能区划实现环境质量达标，在企业做到了达标排放还实现不了区域环境质量达标的情况下，就实行排放总量控制。这体现了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采取的手段之间的有机联系。

由于特定的发展阶段，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污染治理工程，起到了遏制污染恶化趋势的作用，一些重点流域区域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我国实行了以总量控制为核心的节能减排战略，其基本逻辑是当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环境容量，环境质量在不断下降，因此决心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来遏制环境质量不断下滑的趋势，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总量减排的管理体系，包括当时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成立“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迄今为止，总量控制取得显著进展，一些研究以美国NASA卫星和气象飞行器观测数据为基础，认为2005～2016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下降超过了70%。

“十三五”以来，我国实行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境治理模式，深入推进气、水、土三大行动计划。大气质量、水环境质量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指标，首次被纳入到“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成为约束性指标。为了强化环境质量改善工作，原环境保护部于2017年新成立了水、气、土三司，替代原来的污染防治司和总量司，将这三个有明确质量要求的环境介质管理作为核心业务司职责。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确立了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三）坚持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推动、企业实施、公众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落实好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推动齐抓共管、全民动员发挥最大效能。

从40多年的环保历程看，2012年以前，我国注重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政府主导、企业治理、统一监管，但对企业应该承担的主体责任要求不足。尽管强调以政府管制、行政管理为主，但市场驱动机制不完善，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缺乏有效引导，参与不足和过度参与的问题并存。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经济激励机制的建设，逐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协同治理”格局。

在这个格局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高度重视综合协调、推动各部门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国家生态环境管理机构从组建时开始，主要职责就是协调各部门各委办局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战略与任务。“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尤其是“一岗双责”具有历史渊源，从国务院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就是实施的各部门齐抓共管、“一岗双责”的管理模式。1984～1998年，国务院设立环境保护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主管副总理兼任，这期间国务院每个季度召集各部门研究环境保护工作，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协调各部门落实环境保护工作任务与要求，各部门都承担相应的保护环境责任，而且需要定期在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会议上汇报过堂，这也是目前积极争取的“一岗双责”的雏形。

1998年，在组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同时，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撤销，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本身的地位在提升，但综合协调能力受到一定影响。为了凸显中央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国家决定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每年召开一次高规格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各部长和地方省委书记、省长参加，在一定时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坚持约束与激励并举的管理制度调动地方积极性。在约束方面，“十一五” 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推动各地区落实环保职责。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的要求，并通过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推动这一要求的落实。在激励鼓励方面，典型的是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和生态省市县建设。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是“九五”期间提出的。1997年授牌的第一批环保模范城市包括张家港、大连等六个城市；而后陆续有近百个城市申请创建环保模范城市。通过创建环保模范城市，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开展环境保护、提升环境保护能力和管理水平的积极性，花钱少、效果好、地方积极性高、可持续。在环保模范城市的基础上，我国又推进了生态省市县的建设工作。

（四）逐步建立形成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责任，确立了比较符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实际的管理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先后修改和制定了《宪法》和《民法通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刑法》等基本法律，在这些基本法律中构建了一系列有关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如《民法通则》和《物权法》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各种用益物权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侵权责任法》设专章对环境污染损害的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刑法》设专章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保护生态环境，推进资源合理利用，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法律规范。

同时，先后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和《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推进产业、能源转型和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律，为推进经济绿色转型与合理的国土空间规划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和《海岛保护法》等10多部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和制度体系。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各个主要环节，逐步建立形成了相应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在项目准入方面，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等制度；在监管督查方面，形成了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现场检查、事故应急、限期治理、强制淘汰和行政强制措施等制度；在环境污染和破坏责任追究上，形成了行政、民事和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制度。同时，逐步扩展环境经济手段的应用，排污收费征收范围扩大、标准提高，环境保险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开始在各地试行；社会管理的制度开始进入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视野，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也逐步制度化和程序化。

 

三、集聚改革开放成果，建设美丽中国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也确立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美好愿景。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是我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经济强国、生态文明强国，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也是绝无仅有。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经济社会繁荣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更多有益的借鉴。

（一）深入推进新时代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建成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新格局。

我国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进一步围绕转变职能、提高效能、强化机制创新和能力建设，全面深化改革。

一是加快推进职能转变、明确职责，完善面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政府部门间的职责关系，重点在于生态保护监管、气候变化应对、自然保护地体系监管、区域流域机构建设、中央地方事权财力匹配等方面，亟待解决完善。

二是加快推进部门内相关职能的整合转变。以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进一步明确各项制度的内涵和相互关系，突出核心制度定位。建立防治常规污染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机制，重视转隶后地方应对机构变化工作的职责巩固和能力提高。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

三是强化机制建设和创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职能的有机统一，增强体制运行效能。生态环境大部制可以解决环境内部各要素的协调，但在处理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还需要进一步理顺机制。建议适时成立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制定中国绿色转型的战略及其路线图、时间表和优先次序。

四是加快构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逐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协同治理”的格局，使政府的自然资源保护统一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独立监管真正发挥效能。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体系，激发企业活力。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与动员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和监督的机制。

五是全面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部门的能力建设。不断完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部门的调查、监测、统计、考核体系，特别是加强对地方政府部门的指导及其能力提高，以完成日益繁重的管理任务。

（二）瞄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做好顶层设计，谋划战略路线图、时间表和实施路径。

4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生态环境保护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多变，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如果不能统筹在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会限于零散，形不成合力。过去，我们通过七次全国环保大会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五年环保规划以及一系列行动计划，明确各个阶段的环境战略目标和方向，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步骤，在此基础上，抓住关键问题，改革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不断提升。现在来看，这也应该是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面向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要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调统一的问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增强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

要着眼长远，系统谋划我国的生态保护、环境治理、资源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做好协同控制、协同保护、协同治理。坚持攻坚战与持久战相结合，明确“十四五”“十五五”、2035年以及本世纪中叶等中长期目标和重要阶段任务，做到积极稳妥、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实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和2050年生态文明全面提升。

（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坚持绿色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对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贡献，4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成就表明，我国有能力有条件走出一条全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道路。

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推动达成《巴黎协定》，积极引导推进《巴黎协定》后续谈判进程，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还将团结其他国家，加强南南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并与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等加强合作，凝聚共识、落实行动、合作共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履行承诺，为全球的绿色低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把气候账、环境账和经济账算清楚，把减少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考虑，把全社会动员起来，实现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目标和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美丽中国目标，给世界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成绩，但也面临一系列突出的深层次问题，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党中央确立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使命光荣、挑战巨大、任务艰巨，有待于全国上下尤其是环保工作者的持续奋斗。我们期待着通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美丽中国最终实现，并迎接全球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

 

 

第8讲  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

 

一、推动新时代改革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离京考察首站就来到深圳前海，作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的重要论断。6年后，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2013年11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问题专门研究并作出决定，为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13个方面的制度，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奠定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石。

将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全过程。2013年12月，我们党历史上首次在党中央层面设置专司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在党的十九大后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已召开60多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和中央深改委会议，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事项，点面结合、统筹兼顾，促动制度建设形成整体合力。

2018年2月，党中央部署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被认为是新时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标志。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发展，社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扎实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

风雷激荡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中，一系列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紧扣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盯解决突出问题，提高改革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使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

2020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辟阐明了改革和发展的深刻内涵和辩证关系，指引我们在新形势下不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直面时代课题，破除发展瓶颈。中国空间站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实验舱顺利升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多颗卫星，六架C919大飞机完成全部试飞任务……刚刚过去的7月，重大科技成果接踵而至。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一场关系全局的深刻变革。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从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入手，重点突破、全面布局。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43项科技体制改革部署破立并举，推动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跃升至第12位；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出台“史上最严”环保法；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略城乡区域格局，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用好改革关键一招，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迈上更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向关键处挺进，以改革开放激发发展活力。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分16批取消下放逾千项行政许可事项，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我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总数由2012年的近5500万户增加到2022年6月底的1.61亿户，市场主体活跃度大幅提升。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多通过改革的办法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我国发展的竞争力正在不断增强。

保持战略定力，重塑发展优势。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逆全球化思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同时，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开放发展中把握战略主动。

从举办广交会、消博会、服贸会、进博会到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从在全国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启航；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有序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施行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在战略上布局，在关键处落子。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海南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上海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一个个新地标书写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篇章。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进。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

　　

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要求和正确方向

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现在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全面深化改革，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纵观世界，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现在世界各国正在加快推进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认清形势、居安思危、奋起直追。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必将被时代所淘汰。我们要顺应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同时，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当前我国发展还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树倒根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抓住和用好历史性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当前，国内外环境和主客观条件都对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有利。这个历史性机遇千载难逢，抓住就能赢得战略主动，否则就有可能陷于被动。必须增强机遇意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激发党和国家生机活力。

　　中国的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美好的目标就在前面，风险和考验也摆在我们面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矛盾越大，问题越多，越要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必须一鼓作气、坚定不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坚决打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管总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部署、总动员，勾画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这是改革进程向前拓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对于干部群众准确把握中央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凝聚起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回答了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效果这个问题。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

　　坚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必须继续朝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努力，着力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

　　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在这个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要增强政治定力，坚守政治原则和底线，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我们党就不断思考未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探索这个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往什么方向走，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正因为没有拄着别人的拐棍，坚持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才能始终站稳脚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有主张、有定力。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放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在人权、选举制度、法治等重大问题上，必须理直气壮，不能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为标准。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全面深化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而持久。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西方国家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鼓吹为“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销。实际上，没有抽象的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所有价值观念都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都会随经济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我们要警惕借“普世价值”抹黑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行为，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

　　我们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抓紧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人民有所呼，改革就要有所应。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源泉。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三、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

　　全面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协调不顺，处理不好，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难以取得成功。要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辩证法，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不断探索改革的内在规律，重点把握和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实事求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一切从基本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这样才能保证我们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保持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而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要坚持整体推进，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轻畸重、单兵突进、顾此失彼。但整体推进又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重要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改革大局，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关键环节“一子落而满盘活”，关系到改革成效，是改革的有力支点。以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可以对全面改革起到牵引和推动作用。

　　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相互依存，没有局部就无所谓全局，没有全局局部也不可能存在，既不能以局部代替全局，也不能以全局代替局部。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目的是要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产生乘数效应，防止局部利益相互掣肘、相互抵消。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每一项改革既要考虑局部的具体情况，更要从大局出发，从全局上来统筹谋划。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防止局部和眼前合理却不利于全局和长远的情况发生。

　　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可以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看得很准了再推开。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

　　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第一位的是拿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搞改革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是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要大胆地干。同时也要看到，胆子大不是蛮干，必须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对一些重大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要一个一个解决和克服，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变革前所未有，同时又保持了安定团结。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第9讲  新时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实施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既展现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强决心，也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指明了方向。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开放条件下取得辉煌成就；而今，立足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全面对外开放迎来新局面，呈现新特点，面临新形势，开启新征程。

 

一、新时代对外开放开启新征程

（一）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呈现新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新发展理念，开放发展是其重要内涵，即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可以说，新时代推进对外开放，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推动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坚持主动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开放更好地发挥了开放型经济在整体改革中的排头兵作用。最典型的是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加快与开放型经济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国内贸易投资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高效配置。

坚持全面开放，对外开放更加均衡。全面开放内涵丰富，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空间优化、质量提升。从开放布局看，全面开放实现了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的更好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陆和沿边地区从开放的边缘区变为开放的核心区，逐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从开放方式看，全面开放实现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更好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强调资本、技术等多要素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一方面提高引进来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引资和引技引智相结合，带动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另一方面支持企业走出去，利用我国已形成的强大产能、适用技术和较充裕外汇储备，扩大对外投资合作，强化我国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为经济结构调整拓展战略空间。

（二）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出现了“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发展变化。2016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为38.8%，比2007年提高10.5个百分点。2012年至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世界经济朝着多极化和更加均势的方向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变革。

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增强。进入21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进步创新快速发展，在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方面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在科研方面基础性研究依然相对薄弱，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的局面未根本改变。所以，加强自主创新、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快科技攻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和紧迫。

“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发展。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与全球性收入分配不公及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叠加形成了逆全球化潮流，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逆全球化表现为内顾倾向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仅破坏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肆意和粗暴践踏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和组织，从而给世界经济带来各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风险。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作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济恫吓，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

（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同时，世界仍很不安宁，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

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各国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以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和平。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不能把世界长期发展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谋求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国际社会可以信赖的伙伴和朋友。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将加强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扩大同世界各国利益交汇点，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四）我国对外开放开启新征程

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对外开放才能行稳致远。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人民的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正因为有比较强大的国力，我们才能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更充足资本、更丰富产品、更宝贵合作契机。办好中国自己的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培育增长新动能，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改善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等。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并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认清世界大势，与各国共创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当今世界的趋势是和平发展，实现共赢、多赢，无论是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还是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都是不合时宜的；是开放融通，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推进互联互通、加快整合发展成为促进各国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变革创新，不能按照老框框办事，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被历史淘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必将推动新时代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对外开放新征程决无坦途，要知难而进。在新时代，我国将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拓展友好合作，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我国要同国际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增添各国发展新动力，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我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利益；我国将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大道可走，但再大的困难，都不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让我们拿出信心、采取行动，携手向着未来前进！”

（五）我国对外开放取得新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贸促会坚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拉紧中外企业利益纽带、推动国际经贸往来、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

外贸外资稳中提质取得新成就。外贸外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三驾马车”中具有重要分量。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对稳住我国对外开放根基和开放大国地位至关重要。我国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6年居全球第一，利用外资规模连续5年居全球第二，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从无到有、创新发展，全国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条数分别压减51%、72%。

中国贸促会把服务中外企业作为立身之本，千方百计为企业牵线搭桥、纾困解难，累计在境内外办展参展近3000场，积极参与筹办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应对疫情影响通过“数字展”、“代参展”等创新形式帮助众多企业对接客户、争取订单。加强外资促进服务，在全国贸促系统组建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班，建立外资诉求自下而上“直通车”，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推动解决外资企业关切，推动一批外资项目落地，有效助力稳外贸稳外资。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迈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我国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年均增长8%、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水平持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屡创新高，一批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实施，给当地百姓带来实实在在获得感。

中国贸促会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与相关国家对口机构建立丝绸之路商务理事会等393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举办经贸活动3000多场，有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全国上市公司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等重点活动品牌度不断提升。加强对未建交国家和新建交国家贸易投资促进工作，增进民意基础，深化利益融合，为我国与有关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积累有利条件。

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实现新突破。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建设贸易摩擦预警与法律服务机制，防范对外投资合作风险，引导企业加强合规管理，强化海外利益保护，加强中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

中国贸促会在涉外法律业务方面积淀厚重，历史上设立国内第一家国际商事海事仲裁机构，首创涉外商标专利代理业务，出具的不可抗力证明受到国际工商界广泛认可，在推动完善涉外法律法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国际商事法律合作等方面成效显著。近年来，中国贸促会10余次代表我国工商界参加美“301调查”等听证会并进行抗辩，应对国外对华经贸摩擦案件近百起，就中国法域外适用等积极建言献策，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援平台接受企业咨询超过30万次。指导所属中国国际商会牵头与50多个国家（地区）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智库等共同发起成立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影响力日益扩大。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得到新提升。我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后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为促进全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从亚太经合组织到二十国集团，从金砖国家到上合组织，我国接连举办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推动多边合作日益深入。

中国贸促会始终把代表我国工商界参与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工作作为职责所在，组织企业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工商界活动中深入参与议题讨论，提出一系列倡议并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工商界实现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被动跟随者到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的转变，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

 

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足以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等问题愈加突出，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要坚持多边主义，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核心作用，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这“一带一路”，“就是要再为我们这只大鹏插上两只翅膀，建设好了，大鹏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发展的倡议、合作的倡议、开放的倡议，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追求的是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各国提出的许多发展战略或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有不少契合点，完全可以开展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连接亚欧非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中国欢迎沿线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将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将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等，目的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而不是要谋求政治势力范围。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诚心诚意对待沿线国家，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让沿线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汇集各方力量，引导、协调和组织政治力量、智库媒体、工商企业、民间组织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各领域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政治、舆论、商业、民意氛围。我们欢迎周边国家参与到合作中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